本文讲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等影响因素继续对制造业发展发挥哪些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步显现，未来全球制造业格局将会发生深刻改变并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的重大影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世界各国比较优势持续改变等因素，推动制造业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还将进一步改变制造业全球产业格局。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既面临着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但同时中国在产业基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强在全球产业中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新工业革命为中国制造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的并跑、领跑提供了历史机遇。

2005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格局呈现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快速崛起的特征，但2015年以来的变化趋缓。由于中等收入国家国内供给能力的增强、市场的扩大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制造业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

从表1可以看到，2005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高收入国家占74.5%，中等收入国家占25.3%，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占20.8%，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占4.4%，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极低，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全球的0.2%。

此后的十余年间，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018年的53.8%，而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到2019年的46.7%，其中尤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变化为大，提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提高0.2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但2015年之后，无论是发达国家比重的下降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比重的提高都大幅度放缓。

表1 不同收入分组国家的制造业

增加值占比

•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数据库计算

从制造业的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由北美、欧盟、东亚和太平洋三足鼎立到东亚和太平洋明显占优的变化趋势。2005年，北美、欧盟、东亚和太平洋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3.8%、24.3%和31.5%，到2017年北美比重下降到17.8%，欧盟比重下降到2019年的16.8%，而东亚和太平洋比重提高到45.6%。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高收入国家以外的国家的提高明显，从占全球的12.2%提高到32.4%。世界其他地区中，南亚占比从2.1%提高到2019年的3.7%；中东和北非占比基本保持在3.1%水平，而拉美和加勒比虽然在2008-2010年间有明显提高，但2019年比2005年降低0.6个百分点，撒哈拉以南非洲提高0.2个百分点。 

表2 不同地区分组国家的制造业

增加值占比 

•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数据库计算

制造业在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区域的分布状况变化反映了各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变化，而这一点又在各区域和国家的全球出口份额上表现出来。

从不同收入分组国家来看，2005-2018年间，高收入国家制成品出口占比从77.13%下降到68.01%，中等收入国家制成品出口占比从23.31%提高到31.47%，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占比从19.64%提高到26.9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占比从3.58%提高到4.43%。但2015-2018年间，各收入分组国家制成品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了稳定。从不同地区国家分组来看，2018年世界制成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分别占全球制成品出口额的42.00%和39.74%，其次为北美占8.95%、拉美和加勒比分别占8.95%和4.11%；中东和北非、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比较低。2018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制成品出口份额相比2005年提高7.37个百分点，但与2015相比变化不大。欧洲和中亚地区2018年制成品出口份额比2005年下降4.96个百分点，但相比2015年提高1个百分点；北美地区2018年的份额比2005年下降2.96个百分点，比2015年下降1.37个百分点；南亚地区2018年份额比2005年提高0.77个百分点，但比2015年略有下降。 

表3 不同收入分组国家的制成品

出口占比 

•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数据库计算

表4 不同地区分组国家的制成品

出口占比 

•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数据库计算

从不同类型产品出口的地区分布变化来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亚是制成品（包括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品）最主要的出口地区，其次为北美，而原材料出口的地区分布相对比较平均，最高的欧洲和中亚占比在30%以上，东亚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北美均在10%以上。2015-2018年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资本品、消费品、中间品和原材料出口占世界比重均有所下降，而欧洲和中亚地区上述四类产品占世界比重均有明显提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北美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原材料出口占比分别提高1.31、2和2.7个百分点。 

表5 不同地区分组国家不同类别产品

出口占比 

• 说明：世界出口总额由五大区域加总。 

• 资料来源：根据WITS数据库（https://wits.worldbank.org）计算

近年来，世界制造业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几乎所有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的贸易强度（即总出口与总产出的比率）都有所下降，全球跨境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28.1%降至2017年的22.5%，而且在那些最复杂和交易量最大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的下降尤为明显。从表6可以看到，计算机、运输设备、汽车、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化学、纺织和服装、家具等产业在2000-2007年间的贸易强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2007-2017年间则普遍出现了下降，创新型复杂产品的下降幅度相对更为明显。

表6 代表性商品的贸易强度变化 

• 资料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

全球价值链的缩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国内创新能力提高，国内配套能力增强，许多中间投入品实现了国内生产而无需到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根据WITS数据库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出口商品中资本品的比重从42.18%提高到45.92%，而进口商品中资本品比重从48.47%下降到40.11%，中间产品比重从24.73%下降到20.32%，表现出中国资本品与中间产品自给能力的增强。

二是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本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更多本国制造的商品就地销售而不是出口到国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由于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增加，印度出口服装占最终产量的比例从2002年的35%下降到2017年的17%。

三是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的不断成熟，“机器换人”更加普遍，产业的资本密集度、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原本容易实现全球劳动力成本套利的产业链布局在一国内部也变得有利可图。美国等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推动的制造业回流也对全球价值链缩短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生产靠近市场带来的供应链响应速度的提高、美国发起的一系列贸易摩擦、购买本国货的“溢价”、价值链本地化对供应链韧性的改善等因素也在全球价值链缩短中发挥了作用。 

表7 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 资料来源：WITS数据库（https://wits.worldbank.org）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在2010年之后均呈下降趋势，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呈现从下游向上游转变的趋势。但总体上，中国对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用半导体及相关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光学影像和医疗器械产业、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机动车零部件和发动机等典型产品代表创新型密集型行业，2018年中国创新密集型行业进口和出口比例分别为26.0%和15.9%，其中进口供给率最高的美国、德国、法国创新密集型行业对中国的影响比例分别为92.3%、45.8%、47.2%。

产业在大空间尺度的分布是无数企业生产区位布局决策的集中体现，而企业选择将生产经营部门或价值链环节布局在哪个区位是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企业的经营过程就是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在市场中进行销售，从而获得收入和利润。这个过程中涉及到要素价格、要素组合的效率以及与生产组织、销售过程相关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不同的产业所需的要素投入及其组合不同、市场不同、运输成本不同，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在不同的区位进行布局。也就是说，生产的空间格局取决于产业的内在特征与运行规律，同时也会受到技术变革、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外部冲击、国内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每一种产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特定的生产要素投入。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环节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加工产业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自然资源；高技术产业和研发设计环节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而各个国家和地区通常具有不同的要素条件和资源禀赋。因此，如果产业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就会选择根据产业与产业链环节的要素投入差异将其布局在最具资源禀赋优势的区位，以使得最终向用户交付产品的成本最低。资源禀赋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高级生产要素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的投入而发生改变。例如，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从而工资必然随之上涨，原本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会逐步削弱，导致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如果该国家或地区又积累形成新的优势要素（如熟练工人、工程师），则会加强对其他产业的吸引力，形成国内产业的更替。因此，制造业的产业格局会随着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变化而改变。此外，经济的发展还会带来用户需求从而市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布局决策。靠近大规模的市场，不但能够节约运输成本，而且能够更加了解当地需求特征，对需求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在一些情况下，靠近市场可能由于要素组合不是最优、规模经济没有充分发挥而造成生产环节的成本不占优势，但是运输成本的节约和供应链的灵活性仍然会使本地化成为整体更优的选择。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对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是通过改变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的流动性发挥作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土地以及附着其上的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完全无法流动，人力资本的流动受到各国边境管理和国内就业规定的限制。相比之下，最终产品、资本、技术的流动性较高。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性越高，各个产业和产业的各环节就会越按照其要素投入特征与各国（地区）资源禀赋的匹配性以及目标市场、运输成本等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布局生产能力；反之，当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受到阻滞时，经济因素在产业区选择中的作用下降，如何使生产活动能够进行以及市场能够获得需要的产品成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受到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约束。

二战以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推动下，资本、技术和产品的流动性提高，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生产区位，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或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但事实上，虽然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但阻碍全球化的因素一直存在，且在一些时间段有所加强，经济全球化不时出现逆流。例如，战后的“巴统协定”、“瓦森纳协定”一直对一些国家的高科技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世界各国也都在利用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加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因政治、军事、法律等原因对产品出口实施限制或对某国实施禁运也时有发生。各主权国家采取的对研发、产业发展进行补贴的等产业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要素价格、供给、需求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和全球产业的空间格局。

技术变革从多个方面影响全球产业格局。

一是影响产业结构。一些新技术的商业化会形成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对原有的产品或服务形成替代，从而形成新产业。颠覆性的变革不仅会在具有传统产业优势的地区产生，甚至原有的优势还会形成对新技术发展的阻碍，优势企业本身也存在着阻碍创新的战略刚性。例如，支票、信用卡不普及的中国成为移动支付最普及的国家。

二是影响资源禀赋。技术的发展会使资源的重要性发生改变，一些以前重要资源的作用下降，一些曾经没有价值的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造成一些原有资源优势地区的产业衰落，新要素丰富的地区的该要素密集型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工业革命以来，能源经历了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经过核能，再到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过程；知识、技术、管理乃至数据也逐步进入曾经由资本、劳动、土地等天然要素构成的生产函数。

三是影响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影响企业向用户交付产品最终成本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总体上使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生产接近用户的重要性逐步降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离岸外包以及产品内分工的重要推动力就是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发展带来的成本下降，使得生产环节在全球分布并最终在一个地方组装成最终产品在经济上更加有利可图。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仍在继续推动交易成本的快速降低。

四是影响产品的形态与生产、交付方式。例如，机器、流水线的出现使大规模生产、连续化生产代替小规模、分散化生产，生产要素集中的现代工厂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可再生能源具有分布式特征，改变了传统电力生产集中式的特征。再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制造与服务、硬件与软件的深度融合，一些原有依托物质载体存在的产品（如音乐、影响）可以完全以数字化的形态传递、交付、使用；企业可以从向最终用户交付实物产品转向借助互联网远程提供服务；还有一些产品可以实现产品原型的数字化传输和在用户端通过3D打印等技术实现物质形态的复现。

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外部冲击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这些因素会剧烈地改变短期供给和需求，使全球供应链遭到破坏，进而对生产要素的组织调配、生产的区位选择等方面产生影响。

例如，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中东主要产油国大规模削减产量、减少供应，造成发达国家石油供应短缺，价格暴涨。此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应对石油供应中断风险，另一方面开始推动能源节约技术、发展可替代能源产业。又如，日本是世界主要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供应国，2011年3月日本福岛地震和海啸造成日本国内企业的大面积停产，一些关键汽车和电子零部件严重供应不足，影响到全球许多汽车整车厂的生产，也推动一些跨国公司考虑供应链供应来源的多元化。许多传染性疾病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性强等特征，造成对防疫、医疗等方面物资短期内的爆发式增长，生产活动也会因为疫情防控受到严重影响。在生产的全球化水平低、各国之间主要开展产业间分工的时期，由于外部冲击大多是局部发生，因此它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也多是区域性的。但是在生产高度全球分工的阶段，世界各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相互之间高度依赖，特别是汽车、电子等产业的产品复杂度高、产业链长、国际化水平高。高度细化的全球产业分工在显著提高生产的总体效率的同时，也使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一旦由于外部冲击造成某个国家的生产受到冲击，全球整个产业都可能受到影响。

当前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等影响因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步显现，未来全球制造业格局将会发生深刻改变并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

（1）“雁阵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间继续发展

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公司，会优先选择将主要生产能力配置在综合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其中最关键的是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过程的聚集能够充分利用一国的劳动力资源、带动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由于抬高工资水平，使各国间的要素供给比较优势发生改变、甚至逆转。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0年代研究东亚国家工业化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雁阵式”（“flying geese”model）。雁阵模式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从工业化国家向欠工业化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梯次转移的特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最高，是产业国际间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随着该国工资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将会逐渐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从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在雁阵模式下，工业化发达国家（如日本）构成产业梯次转移格局的“头雁”，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燕尾的雁阵跟随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提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会逐渐削弱，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转移、分布的一般趋势。

（2）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国外转移

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通过抓住国际产业分工变革和产业转移的趋势，中国充分利用数量庞大且工资低廉的劳动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环节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的上涨，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削弱，形成产业向更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转移的推动力。2000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为9333元，2008年增加到28898元，2018年进一步上升为82461元，年增速几乎都在10%以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847美元，大约相当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虑到在工人素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综合成本已经渐失优势，“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来自WTO的数据显示，中国纺织品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已从2015年最高点的37.29%下降到2017年的36.60%；而同期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份额从5.60%提高到6.01%；中国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从2013年最高点的39.19%下降到2017年的33.60%，而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份额从9.32%提高到12.17%。 

表8 中国和东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占世界比重的变化（2007-2017年） 

• 料来源：https://data.wto.org/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4亿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将会继续削弱，如果“机器换人”的效率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出现显著提高，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将持续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内需进一步扩大，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实现将会推动对更高质量、更高性能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将会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动力，国内大循环的作用不断增强，加大对国际产业资本的吸引力，推动中国国内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规模、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1）主要国家在高科技和未来产业领域的竞争加剧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通过发布一系列法律、战略和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进一步提出“美国优先”战略，从美国的经济利益出发，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重新谈判地区贸易协定，对贸易伙伴频繁施压和制造贸易摩擦。其中，中国成为美国打压、遏制的主要对象。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其中最关键的变量就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从历史上看，苏联和日本都曾挑战过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而且对美国的赶超都止于经济规模略超美国2/3之时。中国GDP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已从四十年前的约1/15提高到2018年的65.4%，面对世界第一的位置被挑战，美国对华态度与政策发生大角度的改变。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打压遏制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涉及领域越来越广，从早期的光伏扩大到通信设备、智能终端，近年来又扩大到数字产业、人工智能等领域。二是遏制手段日益多元，从早期的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限制、反补贴反倾销、绿色贸易壁垒等扩大到投资并购限制、高科技中间产品出口限制、市场准入限制、高等教育和科技交流的限制等全方位的遏制。三是遏制借口越来越多，从早期的违反WTO等多边规则的倾销和补贴、扩大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进而又扩大到数据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而且美国还拉拢其盟友特别是“五眼联盟”国家一起对中国从技术、市场等方面进行遏制。

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美国遏制打压的主要领域，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的持续升级，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合度不断加大，从维护现实利益出发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遏制，以维护其在高科技产业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着产业的发展方向，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话语权。如果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实现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突破，那么后发国家将会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发到国家的角度来看，则是其产业地位受到挑战、发展机会减少；反之，今后后发国家将花费更大的代价来进行在高科技领域的追赶。

（2）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遏制对中国“危中有机”

当前世界产业链价值链高度片段化，世界各国产业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赖关系，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一环，超大的国内市场对于跨国公司也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国推动下的中美之间的“脱钩”不可能完全实现，特别是在市场的“脱钩”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力量的阻碍，但遏制中国技术的进步符合发达国家利益，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与联系将会弱化。

中美之间的“脱钩”趋势对中国产业的影响利弊共存。不利的影响在于，从短期看，由于一些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被断供，一些产业链可能发生“断链”。例如，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不仅美国企业被限制未经批准向华为出口，而且采用美国技术超过25%甚至10%的台积电、中芯国际等美国本土以外的公司也被限制为华为旗下的海思麒麟芯片代工，华为手机很可能面临无芯片可用的局面。

从好的方面说，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产业发展所需要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工业软件等中间投入默认可以从全球市场采购获得，由于许多发达国家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技术水平更高、性能更稳定、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虽然价格更高，但是由于对生产的影响巨大，许多下游生产企业更愿意选择进口产品，对国内从无到有取得突破的新产品不愿用、不敢用，这就使国内新产品失去在产业化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的机会，由于生产规模小，在生产成本上也不具竞争力。随着一些高技术产品被“卡脖子”或“卡脖子”的风险加大，逼迫下游用户在国内寻找供应来源，主动与产业链上游伙伴一道解决“卡脖子”产品的国产替代，这就为中国高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在应用中持续改进、完善的市场空间。同时，“脱钩”意味着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多边规则被破坏，至少在被“卡脖子”的产业领域，无需继续遵守WTO补贴与反补贴等相关规则的限制，可以实施更积极的产业政策，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政府在研发、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和市场采购方面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加快国内技术的成熟完善。

从长期来看，中国整体上在基础科学研究、产业技术创新、高端人才吸引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处于追赶阶段的后发国家，来自先发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是加快缩小差距的重要推动力。科技“脱钩”会严重影响中国获得国际前沿技术和优秀人才，加大科技创新的难度。此外，从极端情况看，如果因为科技“脱钩”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形成两套独立的技术标准体系，会严重影响规模经济的发挥，推高研发、制造的成本，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福利都会造成损失。

（1）数字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可能形成新“数字鸿沟”

在工业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机器换人还是机器人换人，更多地是以机器替代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困难（difficult）和沉闷（dull）的“4D”工作以及人类所不胜任的工作（如大量计算）。但是近年来“大数据+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取代人类不胜任、不愿从事的蓝领工作外，正在对需要长期知识积累的白领工作形成替代威胁。对于从低收入水平开始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要素禀赋的一般特点是资本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且成本低廉。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都是依靠纺织业开启它们的工业化历程[8]。即使到今天，纺织业（包括服装业）依然被看作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的棉纺织业起步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让它的纺织品在世界范围具有竞争力，从而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前进的资本积累。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出现突破性进展，带来纺织服装、电子装配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那么，处于工业化起飞前夜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再有效，它们寄希望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复存在，因而有可能被锁定在“前工业化”阶段或者实现工业化的难度大幅度增加。这些低收入国家可能因数字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而失去工业化的机会、过早的“去工业化”，新的“数字鸿沟”将会出现。

（2）中国制造业将会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

作为工资水平处于发达国家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及其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对中国带来的正面影响可能更大。由于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是一次性投入成本，而且能够不停歇的工作，相对于一线工人生产效率、精度更高。如果机器换人的成本不是过高，那么相对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制造业“机器换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工资水平的过快上涨，在更长时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优势。国内许多企业的实践案例表明，在一些产业的某些工序，以“机器换人”可以带来明显的成本节约。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本身就具有技术工人、工程师的规模与工资优势，而且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行业的应用技术发展水平与美国共处全球第一梯队，因此，“机器换人”虽然也能够缩小发达国家相对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在工资水平上的劣势，但很难改变与中国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而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还能够加快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提高制造业的柔性，使制造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其用户特别是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发展趋势，基于产品开发更多的增值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带给中国制造业的主要是积极效应。

（1）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本地化和区域化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至今也未完全被控制。由于病毒指数型传播的特征，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持续时间长、感染人数多，因此对全球经济活动造成的冲击也呈指数型爆发。在疫苗研制成功前，最主要的疫情防控措施是社交隔离，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减少社交接触，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一度还采取“封城”等措施。停工造成爆发疫情国家的制造业产能严重不足，停飞、停航、入境管制、暂停进口、关税上调等措施造成了跨境物流通道的中断，国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供应链产生两方面显著影响：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酒精等防护用品、消杀用品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医疗、防疫物资供应严重短缺的局面。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等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环节的离岸外包，产业门类和产业链不完全，许多医疗物资国内缺乏生产能力，严重依赖进口。面对疫情爆发后全球对口罩需求的暴涨，许多国家难以筹措到疫情防控所需的物资，甚至发生截留其他国家医疗物资的情况。二是由于疫情防控造成的开工不足、运输班次减少甚至停止造成全球许多重要的产业供应链中断，由于缺少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间投入品而使下游产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4.9%，全球贸易额（商品和服务）下降11.9%，2020年将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全球产业分工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逻辑。在考虑运输、通信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片段化，每个环节被配置到拥有最符合其投入要素禀赋的地区，从而实现最终产品交付成本最小化，进而形成发达国家从事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发展中国家从事加工组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在通常情况下，高度全球分工的价值链偶尔也会遇到因自然灾害、贸易冲突等原因造成的供应链局部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能够保持顺畅运转。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大、持续时间长，对供应链的影响也更加严重和长期，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分布的产业链供应链由于要经过多个国家一系列工厂、诸多运输环节，因此在面对疫情冲击时，由于空间距离长、环节多而形成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许多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开始反思供应链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考虑推动供应链上的企业回归本土和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例如，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宣布提供两千多亿日元补贴，帮助在海外的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日本本土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供应链的效率与安全在各产业间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表明，本地化生产和供给直接决定了应急物资的供应速度，从而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效率。应急物资供应的越快、越充裕，突发事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就能控制得越低，从而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应急物资本地化生产的成本增加相对于效率损失显得微不足道。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推动世界主要国家将关系人民生命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应急物资生产进行本地化和多元化布局。

（2）各国应对重大疫情冲击的供应链布局调整对中国影响有限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众多产业链的主要基地，因此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推动的供应链回归就带有从中国撤离的意思，有些国家直接提出了“中国+1”战略，在中国之外培育新的供应链来源。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将与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推动原来布局于中国的供应链外迁到其他国家，中国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可能因此被削弱。

虽然供应链的多元化、本土化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对策，但其可实施性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一，疫情作为外部冲击的影响有多大，根本上取决于类似突发事件的频率、持续时间及其造成的损害。但从长期看，如果突发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损害与加强供应链安全的收益有限，那么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本土化也将是有限的、甚短期的、局部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回归或转移到一些虽有成本优势但因生产率低、产业配套不完善而综合成本仍旧偏高的国家，会带来整体生产成本的上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卓越能力，凸显了中国产业链的韧性，相比于供应链回归到疫情未能有效控制的国家，继续在中国投资甚至进一步推动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反倒是更优的选择。2020年秋冬季世界许多国家疫情的反弹，而中国取得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生产全面恢复，因而出现大量制造业海外订单向中国转移的现象。

第二，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配套是短期内很难在其他地区复制的。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制造业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在一级供应商之下有更多的二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之下还有三级、四级供应商，有的多达几十级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之间又形成非常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完整的供应链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许多国家也不具备构建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土空间、人口规模和产业容量。例如，在苹果公司2019年的200家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有41家，位列第二；在全球807家工厂中，383家在中国大陆，位列第一，而作为目前跨国公司重点转移目的地的越南和印度分别只有18家和8家工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长期的离岸外包使其缺乏高级技术工人和合格的工人，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新冠肺炎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使得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缺乏产业链转移的资金。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在华供应链向外转移，但程度将会非常有限，而且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以及超大且仍持续扩张、水平不断提升的市场空间，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2020年前5个月，外资在华并购总额达到90亿美元，这是十年来外资在华并购数量和金额第一次超过中国企业出海并购。也就是说，凭借整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强大韧性，仍将继续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组成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