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作为实体经济典型代表的制造业，再度成为主要国家战略竞争的一个着力点。日本是二战后快速崛起的制造业强国，由此奠定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目前，在很多高端制造领域，日本仍处于世界一流之列，制造业也成为其保持经济实力的重要支点。那么，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日本，制造业为何如此强大？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正在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日本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发达工业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学习欧美国家近代工业化的经营思想、制度设计以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改变了制造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等状况。到二战前，日本的钢铁、机械、兵器、汽车、飞机等产业已具备一定实力，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日本制造业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制造业快速崛起，促成日本经济增长“奇迹”。战后初期，日本实施了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民主化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制造业及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在资金、物资供应紧缺的情况下，1947年吉田内阁开始推行“倾斜生产方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使用，优先生产煤炭，继而用于发展钢铁、电力等产业，由此带动整体产业的复苏。随着产业及经济逐步恢复，1952年日本实施《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加快推动产业现代化、生产规范化和企业规模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继续促进产业合理化的同时，日本将重点转向扶持重化工业。为振兴机械、石化等产业，日本政府在资源供给、融资条件、税收优惠、技术支持等方面予以倾斜，并限制进口相关产品。可以说，20世纪50—60年代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兴盛时期，特别是重化工业化政策对促进战后日本企业发展壮大、确立制造业强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日本制造业的产能不断提升，成为世界船舶、收音机、电视机等生产大国。伴随制造业的崛起，日本的产品出口日益扩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本扭转了贸易长期逆差的状况，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重化工业化政策也直接导致了贸易摩擦、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推动日本制造业成功转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给能源短缺的日本造成重创，制造业成本显著上涨，产业竞争力下降，甚至经济一度陷入负增长。以此为转折，日本开始大力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开发和推广节能、新能源等技术，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并引导和推动制造业从资源消耗型重化工业向低能耗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经过调整和转型，日本不仅节能环保技术走在世界前沿，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增强，而且实现了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产品性能及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具有节能特点的家电、汽车等产品充斥世界。以汽车为例，1968年日本汽车产量在全球汽车总产量中占比为9.5%，与美国相差悬殊；而到了1983年，日本汽车产量在全球汽车总产量中占比达24.1%，已经超越美国。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围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贸易摩擦不断演化升级，从侧面反映出了日本产品及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制造业在困境中探寻出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跻身于世界经济、贸易、投资、援助大国之列的日本，其后发效应消退，国内市场日渐饱和。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日本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以防止出口下滑和经济萧条。释放出的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推高了地价和股价，经济“泡沫”膨胀，制造业竞争优势滑坡。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由此引发了有关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看待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地位的讨论，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认为，制造业立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过渡，新兴市场快速发展，各国和地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而日本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典型的例子便是1999年日本的信息技术经费投入远低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日本制造业存在信息技术渗透缓慢、与市场需求脱节、新的比较优势缺位等问题，索尼、松下等大企业一度陷入经营困境，开始纷纷调整企业战略，探索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转型之路。

第四阶段：21世纪以来，日本着力构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21世纪初，美国先后经历了IT泡沫破灭、国际金融危机，开始重新重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2010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强调要“重返制造业”，号召海外企业回归美国，以促进国内就业和对外出口。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主要国家也纷纷制定和实施制造业发展战略，并将之视为培育创新力和竞争新优势的强力支撑。比如，德国于2013年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日本将振兴制造业作为国家复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等。2016年，安倍政府成立“第四次产业革命官民会议”，下设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第四次产业革命人才培养促进会等，大力发展代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的机器人产业。为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调动企业的创新和投资热情，日本采取了诸多措施，如进一步完善规制体制、提高信息化程度、培育创新型和技能型人才、强化公司治理、降低企业法人税率等，同时推动劳动市场改革，扩大女性和退休人员就业、积极引进外国劳动力，以缓解少子老龄化形势下企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日本制造业企业主动转型，将现代化元素注入生产经营中，不断深化产业融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趋势，如积极强化服务功能，从以往的以提供商品为主逐渐转向以提供价值服务为主；通过在商品上附加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形成企业新的竞争力；提高服务水平和进入门槛，避免激烈价格战。可以说，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业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再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数字化成为日本促进产业及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抓手。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企业加快调整，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将迎来大发展时代。

目前，日本的制造业强国地位依然稳固。在日本的出口产品中，核心零部件、重要设备等居多，技术出口以制造技术为主。日本的国际品牌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日本申请的专利数量虽然已被中国超越，但在质量和影响方面依然不容小觑，且其在新材料、机器人、资源再利用、生态环保、生物医疗等新兴领域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日本机器人企业供应量占全球供应量的52％；在减速器、控制器等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供应方面，日本更是处于优势地位。日本制造业为何如此强大？从历史传承、动态发展、社会文化及国际比较等视角分析，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重视教育和培养专业化人才，是日本制造业发达的根基。日本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成立了先进的文化教育机构。明治时期，日本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建立现代教育体制作为长期规划。二战后，日本将发展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赶超欧美国家的一大着力点。1947年，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将适龄人口义务教育年限从六年延长至九年，之后重点普及高中教育。现今，日本已经成为全民族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被公认为是国民素质较高的国家之一。

职业教育是日本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制造业发展输送了大量专业化、实战型人才。1951年，日本制定《产业教育振兴法》，明确发展涉及工农商等领域的职业化教育，注重培养技能型人才。在此背景下，不仅普通中学开设工农商等课程，而且职业高中和高等专科学校也成为职业教育的主阵地；不仅限于院校，延伸到职场，企业培训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补充。日本大企业通常结合生产和经营状况，对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培训。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如实施人才投资促进税制，对中小企业的培训活动采取减免税收措施，培训经费在劳务费支出中所占比率越高，可享受的优惠幅度越大。

其二，注重技术进步与高质量产品，是日本制造业强大的核心要素。在与欧美国家经济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日本制定和实施《外资法》，鼓励企业引进先进外国技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引进的外国技术成倍增长。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技术加以改良和创新，并生产出更加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缩短了日本赶超欧美国家的进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增速高于美国的主要原因便是技术进步。随着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日本技术引进的效应逐渐消失，技术发展模式开始向自主研发转变。

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往往意味着产品的附加值、性能等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如果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不能保证产品质量，就很难实现创新的初衷。在江户时代，日本便形成了“工匠精神”，内含敬业、专注、精益等文化力量。这一精神的发展和传承，促进了日本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使日本产品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日本企业普遍认为，产品质量是生命线，故而在技术产业化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注重在每一个环节上精耕细作，以满足客户对质量、标准、服务等方面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剧、日本企业成本压力的不断增大以及日本国内劳动力的日益短缺，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工匠精神”有所褪色。

其三，政府给予企业以导向和政策支持，并着力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日本政府根据不同时期国内产业发展状况制定和实施不同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向，而且在金融、财政税收、技术上给予支援，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战后初期，日本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将有限的资源统一使用，向煤炭产业倾斜后又逐渐扩展到其他产业。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立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推进体制改革，探索符合新形势和本国国情的制造业发展之路。比如，减少政府对产业及经济的干预、放宽外国劳动力准入限制、加强能源危机治理、推动电力供应分散化和多样化、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降低企业法人税率等，旨在提升产业效率，构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同时，为确保政策的落实和行之有效，日本政府不断健全和完善制度环境，根据形势变化和需要制定或修改《商法》《禁止垄断法》《工业标准化法》《劳动标准法》《外汇法》《中小企业基本法》等有关产业、企业的法规，并注重宣扬法治观念，加强执法监督，从而为企业生产经营、公平竞争等提供制度性保障。

其四，企业注重现场实践以及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是战后日本企业经营体制的重要支柱。企业因雇佣关系稳定而倾向于对员工长期投资，培养和提高其知识储备、现场技能及综合素质。企业管理人员通常从基层干起，因经历过岗位轮流和逐层晋升，对基层比较了解，通常会针对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对策。可以说，“从现场出发”是日本制造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要素。作为普通消费者，从日本产品的人性化设计、实用性和便利性等方面，亦可感受到日本制造业企业所推崇的现场理念。近年来日本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企业通过附加在商品上的服务，深入现场对客户需求进行及时追踪和把握，研判市场供需变化。

另外，日本企业注重构建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如大企业周围聚集了众多中小企业，为其生产和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共同发展。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种合作能给其带来稳定的订单和收益，可以使其集中精力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日本很多精细制造技术都掌握在中小企业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小企业为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强大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随着日本经济形势变化、结构改革不断推进、政府大力推动地方经济振兴，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进入新兴领域，制造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出现松动态势。

其五，企业国际化运营弥补了国内资源与市场的先天不足。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国情，使得日本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由于日本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制成品出口竞争力逐渐提高，即使是在日元兑美元汇率呈升值基调的情况下（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贸易增长的幅度仍快于经济增幅，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制造业强国地位稳固。企业通过发展对外贸易，解决了生产原材料等问题，扩大了产品海外销路，形成了制造业与对外贸易发展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格局。

随着经济发展及企业实力的日益增强，海外直接投资成为日本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日美经贸摩擦持续的背景下，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生产，以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渠道、规避摩擦。中国也成为日本对外投资和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的重要对象，如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曾出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突发，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环境恶化，电力供应紧张，加之人口老龄化加剧、消费持续低迷，日本企业重新审视产业链安全问题，再次扩大海外投资。目前，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已达1/4，尤其是汽车等运输机械产业更为突出，且出现销售“现地化”趋势。

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制造业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载体，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走向经济强国的基础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众多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但不可否认，中国在一些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及重要设备上仍依赖进口。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新兴经济体快速赶超，中国制造业面临众多挑战，需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作为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日本制造业的发展转型对中国迈向制造强国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完善教育和培训体系，培养开拓型和专业化人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员素质，也关涉制造业发展成败。日本长期重视教育的结果是：国民整体素质较高，企业、大专院校等聚集了众多优秀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日本的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体系，不仅增强了员工的职业技能，促进了人力资源潜力的进一步开发；也促使员工形成了归属感、协作精神和制造理念，为制造业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富有“现场感”和忠于企业的专业化人才。

在物联网、智能化、数据化大发展的新时期，人才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已成为国家之间抢占竞争高地的焦点。面对这一形势，中国需要尽快健全和完善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探索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引导优秀人才流入制造业；将职业教育延伸到职场，鼓励企业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使其及时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更好地适应新技术、新模式，进而满足制造业及经济持续发展对高端化、专业化人才的需求。同时，要通过培训宣传精益制造理念，培养和传承企业文化。

第二，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长期重视科技投入，研发成果所获专利数量名列前茅，同时也重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以实现创新的价值和意义。1998年，日本颁布实施《关于促进大学等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间事业者转让的法律》，鼓励大学组建技术转移机构。截至2020年5月末，日本官方认定的大学技术转移机构有34家，分布在全国各地高校。2004年，日本成立大学技术转移协会，在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让等方面加强机构及个人之间的交流，分享有关信息、组织调研活动、提出相关建议。这些机构和组织对促进产学合作、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日本还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为自主创新和自主专利保驾护航。

当前，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专利数量大国之列，但一些核心零部件、设备，如中高端芯片、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以及医疗器械等仍依赖进口，而且研发成果的产业化程度有待提高。虽然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高端制造产业和民营企业较少。对此，一方面，中国需要尽早在关键领域和环节加强基础研究，推动金融服务与创新链条的合作。同时，应赋予科研人员部分科技成果所有权，激发其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应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将多方成果整合形成专利。另一方面，有必要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在各地组建有关技术转移、社会第三方成果检测评价等机构，使其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催化器。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维权效率和侵权成本，促使高校和科研院所及企业致力于基础研究和自主技术开发。这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及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需要。

第三，培养“工匠精神”，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赴日游客之所以大量购买药妆品、电器乃至日用品，除了对异国文化的体验需求、中日同类产品价格差缩小之外，更主要的原因便是对日本产品质量的认可。而日本的高质量产品来自于其“工匠精神”。至今日本存续百年以上的企业有数万家，日本企业长期深耕本业，精耕产品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日本的“工匠精神”，也有学者指出，这一精神的过度发挥导致其产品性价比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以往的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精细化，对品质的要求也更高，高质量发展成为制造业企业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关键要素。因此，应大力培育“工匠精神”，平衡好质量与成本、效率的关系，完善质量认证和管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同时，应尽快脱离低水平重复现象，转入产业链中附加值含量较高的环节，专注于产品深加工、精加工，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

第四，政府发挥导向作用，构建有利于企业创新与竞争的制度环境。世界银行于1997年的发展报告中谈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达到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日本政府根据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产业政策和规划，引导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需要坚持企业优先原则，而政府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引导企业发展方向，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手段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应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企业生产经营合理化，维护市场规则和秩序。中国因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政府有必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强化执法监督，为企业创造有利于开拓创新、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从而推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提升效率。

第五，加大扶持力度，激发中小企业制造及创新的活力。日本中小企业数量约占企业总数的99%，是日本制造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要阵地。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规模小，在融资、吸引人才、技术开发、产品进入市场等方面处于劣势。为扶持其发展，日本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成立中小企业金融公库（2008年改组为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国民生活金融公库（2008年改组为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不同期限的低息贷款；并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和保险。

在中国，中小企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与众多国家的中小企业一样，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融资难、人才不足、销售市场有限等问题，影响其新技术、新商品、新服务的开发及经营改革。为此，迫切需要完善有关中小企业的政策体系，确保其经营资源。在研发创新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针对中小企业研发的不同阶段、实际进展等，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补助，降低其风险，鼓励其开发新产品、新渠道。第六，全面增强制造业自主能力，充分有效利用“外循环”。日本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但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并不高，低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中国等。从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日本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能源、粮食等自给率较低，需要通过“外循环”加以解决。同时，日本也是全球投资自由化的受益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制造业企业大批走向海外，国际化运营水平不断提高，在海外积累了巨额财富。

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与日本制造业快速崛起时期的外部环境不可同日而语。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加快，美日等主要经济体鼓励制造业回流，并推动海外供应链多元化。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为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动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此形势下，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需要利用已有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体系，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完善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扩展和深挖内需，刺激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需要兼顾和有效利用“外循环”，促进高效、高质发展，向创造大国和制造强国转型。

参考文献

①[日]野口悠纪雄著，杨雅虹译：《日本的反省：制造业毁灭日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②《现代日本经济事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本总研出版股份公司，1982年。③张舒英：《后来居上的日本制造业面临新问题》，《求是》，2010年第10期。④李毅：《制造业在日本经济复苏中的角色探讨》，《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⑤张玉来：《日本经济产业解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来源：《人民论坛》2021年2月中下期，作者：徐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